症 Steven P.Roose,M.D 著 译
早期发展中的理论总是试图对一些临床综合征进行以精神动力学为基础的、合理的解释，其中抑郁症是最早被解释的临床综合征之一。因此，（包括和抑郁）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
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反映了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的谱系，这一谱系从驱力理论（非常具体地说，是攻击驱力的临床纬度）到心理学和理论。假设精神分析总是将重点放在早期发育所产生的持久的影响的话，那么多数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成年人对抑郁的易感性形成于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是那些早期致力于驱力理论的分析家们所假设的—是由于力比多释放带（zones of libidinal discharge）正常发展的中断，还是那些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的分析家们所假设的—由于不能正常地发展出的调控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性的脆弱。
本章中我旨在回顾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然而，当在跨越八十多个年头的精神分析著作中探寻任何一个论题时，我们能预见到另一个主题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即，精神分析理论的分类学发展，它从早期强调驱力及其释放，经历了心理结构的形成和作为“精神生活CEO（CEO of psychic life ?）”的自我的出现，到强调客体关系。另外，由于美国精神分析家最初是接受了临床学的培训并与这门学科维持着某种联系，所以随着有关抑郁的神经生物学、药理学和遗传学知识的增加，精神分析的视角也在提高，有时则被修订。
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
Abraham：第一个考虑抑郁症病因学的精神分析家不是，而是Karl Abraham。因为最早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精神分析的模型是建立在驱力理论基础上的，尤其是力比多释放受阻或释放模式的变化。因此，Abraham 早期的著作主要涉及力比多释放区和固着的过程（见Abraham 1916/1960，1924/1960），这一点不足为奇。他最先是从临床上观察到抑郁症病人似乎更多地反映出口欲期的问题，具体而言，他们会拒绝进食和与之相反--利用进食（尤其是进食甜食）来消除抑郁。Abraham 认为这些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带有进食问题的忧郁象征抑郁病人固着于口欲期满足，这种口欲期的满足是病人在儿童早期颇具影响力的体验并且导致了病人成年后有抑郁倾向。
Abraham相信有些具备一种素质性结构（比如，在口腔粘模内有更多的神经末梢），这使得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强的口腔性欲。这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因为尽管有更大的潜力去体验口腔区域的快感，但也更难以获得满足和控制心理上性的正常发育。这样，由于力比多释放区域从口腔自然的进化到肛门，然后到性器，最后到是生殖形式的释放，那些结构上脆弱的儿童就保留了一种素质使他们成年后在遇到应激事件时会退行到口欲期的行为模式以获得最大限度地满足，并重新建立。然而，Abraham 感到结构特征对于口腔的影响本身并不足以解释抑郁的倾向性，但口欲期的儿童（the oral child）在儿童期必定经历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失望体验。这种失望或许是一种儿童所经历的正常的发展阶段，它的强度比一般的失望要大，例如：儿童意识到自己并非妈妈唯一的爱，或者他们对爱产生一种病理性的失望，比如当妈妈不再爱他们的时候。Abraham 认为这种失望发生在Oedipus 情节解决之前是关键的，因为如果顺利地完成了Oedipus 期的发育任务，对母亲的力比多欲望就会削弱，伴随着的是对母亲不够强大的失望。Abraham 得出结论：存在这些易感因素的成年人很容易被爱的失望体验所激发而患抑郁。
在弗洛伊德发表《悲伤与忧郁》（弗洛伊德，1917[1915]）之后，Abraham 将攻击性和敌意融入到抑郁症理论（Abraham，1924，1926）中，从而扩充了他独特的以口欲期（oralirty）和力比多为重点的论点。简言之，在病人面临失望和拒绝时会感到不被人爱，这是一种复杂的状态，它包括激活了儿童期的一种恐惧，即惧怕不可接受的力比多和攻击性冲动会赶走客体从而威胁到他获得满足和安全感。正是这种对于被爱和爱的焦虑促发病人退行到了口欲期，在此阶段病人以前曾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这样，病人企图通过退行到口欲期来以两种方式抵御抑郁：1、通过获得快乐；２、通过口欲期的整合（oral incorporation），牢牢抓住丧失的客体，包括现在的客体和儿童期幻想中丧生的客体。Abraham 认为他有充足的，建立在病人的幻想和梦的基础上的资料来得出结论，即口欲期的整合不仅用以紧紧抓住客体，而且也破坏和吞噬它（即释放病人施虐性的攻击驱力）。这样，矛盾的愿望在抑郁症的临床现象学中得以阐明，即，吸收一切事物的愿望（抑郁病人的贪食、要求多）和破坏的愿望（可作为拒绝吸收一切事物的防御，如拒绝饮食）。
弗洛伊德：众所周知，精神分析中有关抑郁症的富有创意的著作是弗洛伊德的经典的《悲伤和忧郁》一文，发表于1917年。弗洛伊德强调，在他本人或别人的有关忧郁的精神动力学的理论中无论存在如何正确性东西，精神因素不会有充分的解释作用，而只会提高躯体因素的有利作用，他认为躯体因素是疾病的病因学和现象学的内在部分。因此，弗洛伊德相信正是这些躯体因素解释了症状的存在，对这些症状来说不存在精神动力学的解释（如，昼夜节律变化）。弗洛伊德起先观察到忧郁病人的症状除了有些重要的例外以外，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一个人在因所爱的人亡故而悲伤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和情感。这很自然的引导弗洛伊德强调丧失的体验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但是，弗洛伊德，如同Abraham 一样，相信只有存在心理上的易感性时，丧失才会促发抑郁，这种易感性根源于病人与所丧失的客体的关系--它是一种“自恋性的客体选择”。或许在精神分析中很少有其它的术语会有这么多定义，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至少弗洛伊德指出客体最初被选择是因为它与理想自我相似或经过一段时间后，客体在病人心中的形象已对自我的特征所灌注以至于病人对客体的爱完全等同于对自己的爱。他相信忧郁只能在以自恋性的客体选择为优势的病人中得到发展，因为对他或她来说，一个被爱的客体的丧失实际上就是他或她的自身部分的丧失。一个人为另一事物的丧失而悲伤，但他是因自身部分的丧失而受到伤害、感到愤怒并最终导致抑郁。
除了象Abraham 那样强调口欲期的重要性之外，弗洛伊德还强调了矛盾情感和攻击性在忧郁形成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可被抑郁病人的自我憎恨、自我折磨所证实。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系列心理机制的假设，如对于一个由于存在优势性的自恋性客体选择而易于患抑郁的病人来说，丧失的经历，无论是精神内部的或是其他形式的，都将通过内向投射促发力比多从外部客体撤回到自我中来。这样，丧失的客体被带回到病人的自我中，如在一段令人回味的话中所描述的“客体的阴影侵袭了病人的自我”。抑郁病人常因一些错误而尖刻、无情地谴责自己，但实际上这些错误是丧失的客体所“犯”的，并非病人自己，弗洛伊德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然而，由于丧失的客体目前存在于病人的自我中，对客体的攻击就采取了攻击自我的形式。为了扩展这一个描述，弗洛伊德将设想为自我企图用以破坏丧失的客体--目前是被憎恨的客体，但是因为丧失的客体现在存在于自我之中，病人必须将自己彻底毁灭，即使其目的仅仅是想毁灭其中的一部分。这一过程被描述为“抑郁是指向自己的愤怒”此概念对于我们的精神动力性变态心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弗洛伊德主张除了必要的躯体素质外，忧郁的病人还存在一种发展于儿童早期的心理上的易感性，这种易感性是优势性自恋性客体选择的结果，后者可以导致针对丧失客体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情感。根据这一过程，成年人就不是在为丧失而悲伤，而是将丧失作为一种自恋性伤害从而促发抑郁。对此，有两种基本的精神分析的概念：1）丧失促发抑郁；2）抑郁是一种指向自己的攻击形式。这两种概念源于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并且超越了严格的、狭隘的精神分析的框架而成为普通心理学的部分。
Rado: 有关抑郁症的著作与弗洛伊德和Abraham 的理论有很重要的不同。Rado 象弗洛伊德和Abraham 一样认为患抑郁症的病人有一种心理上的易感性；但是，Rado 并没有具体阐述诸如口欲期固着或自恋性客体选择等局限的起因（narrow causation），他认为这种“易感性”——努力满足持久的、强烈的和普遍的自恋需求——实际是病人全部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的组织原则。尽管弗洛伊德和Rado 在描述病人是如何形成了对抑郁的心理易感性时用了“自恋”这一术语，却有着显著不同的含义。在讨论忧郁时，弗洛伊德应用自恋一词来定义力比多的投注模式，而Rado 确是以一种更广泛、更不具体的方式来应用这一术语，它包含了病人体验快乐并因此感到满足时所需要的一切。
因此，根据Rado 的观点，易于患抑郁的病人需要一种由外界供给的持久的强大的自恋性满足（被喂养）来维持一种良好的感觉。所以，这种病人是有风险的，因为供给的减少会消弱良好的感觉（一种自恋性伤害），其情感反应就是抑郁。一旦受到伤害，病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抗议（即表示愤怒）。如果愤怒能够有效地重新建立与自恋性满足供给者的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异常。如果不能，那么，Rado 假设，心灵会通过唤起一套复杂的精神行为试图重建自恋的平衡状态；自我开始惩罚自己以此作为向所丧失客体的（即，自恋的源泉）乞求。这些自我的运作产生了抑郁症的临床症状。Rado 认为自我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讽刺意味的公正性，因为正是病人的自我强烈的（贪婪的）自恋性需求，才使客体离他而去，所以自我的“道歉”式的反应也是恰当的。
Rado 的抑郁症病因学理论和早先精神分析的抑郁症理论有三个主要的概念性区别：第一，尽管丧失的经历仍然至关重要，但对于促发抑郁反应的重要性是最小的，特别是与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比较时。第二，有别于弗洛伊德将抑郁症病人的自责考虑为被转移的攻击性的观点，Rado 认为内疚和自责代表了病人真正的乞求，实际上，在他的抑郁症理论中攻击性并没有多大意义。第三，Rado 从讨论有忧郁症状的病人转移到描述那些易于重复经历短暂的抑郁情感却又没有情感发作的病人的精神动力学框架上。Rado 所做的这一明显却又不被承认的转换并没有被过分地强调，其后的精神分析家既用抑郁症这一术语来描述情感障碍的发作，也用以描述广泛体验的情感，这种情感是暂时的，它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符合障碍的诊断。
Bibring: 关注的重心在被广泛体验到的抑郁情感，他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普通心理学现象的精神动力学解释不应是偏狭的，而必须是足够的广泛以便能在大范围内的病人中，实际上是在所有人的精神生活中去解释抑郁情感的存在。这一角度引导Bibring 将重点放在了自尊的作用上。他假设如果易感病人处于一种处境中，这种处境能引起无助感、无能感并因此导致自尊显著降低，那么抑郁就会得以发展。这种体验是儿时的再现，后者导致的无助感、无能感没有被解决，籍此使儿童不能完成重建安全感的需要。有无助感、无能感的儿童惧怕他或她不被爱，不被喂养，不能满足自恋性的、既不足够好也不足够强大的欲望。在成长的儿童中这些目标的挫败感会阻止持久性自尊的出现，从而使他或她在成年后容易出现抑郁情感。Bibring 已作了动力学系统阐述的病人在目前的诊断标准下会被考虑患有恶劣心境。尽管“性格性抑郁”或“抑郁性”的疾病诊断粗略地等同于恶劣心境，但Bibring 的动力学描述主要不是用来解释慢性、持续性烦躁不安，而是因对外部事件作出反应所产生的短暂的情感体验。
: 在精神分析理论家中,Melanie Klein 是唯一认为抑郁是在非常早的发育阶段就被体验到的情感。她的发育设想突出地包括了自我和超我的发展以及奇异的复杂的心理机制，所有这一切均出现于出生后第一年。而且，她认为强大的攻击性驱力表明了死亡本能，这一观点已渗透到她的发育设想之中。婴儿同外部世界的部分客体的相互作用既导致了满足感也导致了挫败感，它们形成了第一个内部的心理代表物。在某种程度上，婴儿认识到部分客体实际上是整体的一部分，恨的部分客体和爱的部分客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部分。这导致了矛盾情感体验——即意识到一个人爱和恨同一个客体以及为了保护爱的客体必须抑制破坏的愿望。这些体验构建了“抑郁的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后者属于正常的发育阶段（在6-9个月时出现），它包含了好与坏的部分心理代表物的整合及施虐性的、破坏性幻想的控制。
一般来说，儿童伴随着与母亲在一起而得到的充分的爱的体验进入抑郁位置，获得了内部的、安全的心理代表物以及与强大的却又仁慈的客体的信任关系。这些积极的、内部的心理代表物使幼小的自我有力量去解决矛盾情感的痛苦。然而，如果由于先天的攻击性驱力、或者由于遭受外部客体的现实的虐待使得儿童的破坏性冲动非常的强烈的话，儿童常会担心他或她会破坏所憎恨的却有需要的客体。这些情况导致了抑制、内疚和抑郁。
Klein 以及后来的Jacobso 本质上说都支持这种观点，即抑郁病人的强烈的内疚感和自我厌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破坏客体的幻想的反应。然而，根据Klein 的观点，这种攻击性是死亡本能的直接表达，而Jacobso 则认为它表示了攻击驱力和对客体的关系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
因此，Klein 认为抑郁的情绪不是由抑郁的位置本身导致的，而是源于不能成功地解决在抑郁的位置出现的矛盾情感，后者使人易患抑郁。Klein 最初的工作旨在解释成年期的抑郁情感，后来他将其扩展到也包含对抑郁的解释。他认为抑郁源于起初母亲和儿童之间没有形成积极体验（positive experience），这一失败导致自我中形成了不够好的客体。其结果是使之对外部世界持愤怒和怀疑的态度，并在内部世界形成了广泛的“坏”感，这就表明了忧郁患者为什么会有自我愤恨的症状。
Jacobson: 有关抑郁的著作达到了精神分析论文的一个新的水平，这些著作通过包含客体关系、驱力和精神结构形成在内的精神发育的复杂体系对人类的行为和动机提供了广泛的解释。象Bibring 一样，Jacobson 也认为自尊的丧失是抑郁形成的关键问题，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探寻原始自我和客体的心理代表物被精神能量（力比多和攻击性）贯注的复杂过程以及这种过程与精神结构形成的关系。她尤其强调了超我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超我充当调控者的身份，使自我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一个易于罹患抑郁的成年人会部分地由于不充分的、不成熟的超我而导致在其心理器官中留下非常消极（攻击性）的自我心理代表物，这是发育中的缺陷。在易于罹患抑郁病人的心理器官中存在的巨大的攻击能量提示：当他或她面临丧失和挫折的经历时，第一反应就是愤怒。如果这种反应不能将所面临的威胁加以纠正，那么愤怒就会指向自己，我们所常见的一系列的自我否定的、抑郁性的症状就会接踵而至。
正常的心理发展被瓦解的阶段和成年人心理的形式之间有一种可以预见的关系，Jacobson 并不是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但她是这一原则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由于她强调了早期发育和成年人心理变态的关系、攻击性的重要性以及将抑郁理解为愤怒指向自己的结果，所以Jacobson 的著作很明显是弗洛伊德《悲伤和抑郁》的回应。在保留所有的驱力理论原则的基础上，她进一步将客体关系和心理结构融合到她的动力性的系统阐述中来，尤其强调了超我。
Brenner:在当前诸多的精神分析著者中，Charles Brenner 已经对情感作了广泛而又精确的描述，他将其定义为“愉快和不愉快的感觉或体验加上一种观念和多种观念”。他认为：焦虑是在预见到灾难即将发生时的一种不愉快体验，这有别于抑郁，后者是与认为灾难已经发生的观念相联系的不愉快体验。Brenner 假设心理生活的基本的、持久的现实就是心理冲突，并假设心理内容的成分（如行为、症状和情感）是妥协形成的产品，而妥协的形成源于心理冲突。尽管不愉快的情感（即焦虑和抑郁）在心理冲突中总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情感在妥协形成中明确到什么程度是很不恒定的。
Brenner 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一般性抑郁情感的体验，而且也是理解抑郁性疾病的基础。尽管Brenner 首先似乎是在付出很必要的努力将精神分析的变态心理学从疾病分类学的精神病原则中区分出来，但实际上与之相反则是正确的，他得出结论：如果将疾病分类学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下将是错误的，即抑郁在一些本质上很重要的方面区别于心理疾病的范畴......抑郁情感的存在在任何根本的方面都不会使那些病人不同于其它有精神疾患的病人。因此，Brenner 在很多方面再次维护了经典的精神分析的观点——情感和症状是心理冲突的副产物，并且进一步维护了心理疾病合理的分类依赖于对的理解，而不依赖于明确的现象学分类。
Mania：在有关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章中，应特别注意到对躁狂的精神动力性描述。许多精神分析学家感到迫切需要对躁狂现象做动力性描述，以使他们的抑郁症理论变得完整。然而，由于存在大量的阻碍因素，所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例如，由于不认为躁郁症是一种不同于单相抑郁的疾病实体，精神分析家们面临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不仅要解释为什么一些抑郁症病人会发展成躁狂，而且同样重要的，还要解释为什么其他的抑郁病人却没有发展成躁狂。总之，有关躁狂的精神动力学阐述已成为抑郁症理论的补充，但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Abraham 不仅是系统阐述抑郁症精神分析理论的第一人，而且还是考虑躁狂症精神动力学的第一人。我们并不感到惊奇，他将躁狂和抑郁看作同一冲突的截然相反的、“经济”的表达，这种冲突源自病人体质上具有的强烈的口腔性欲。在抑郁症中被严厉压抑的东西，在躁狂症中被爆发性的表达。只有对婴儿的自恋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才可解释心理冲突的压抑和表达的病理学意义。但是Abraham 感到只有一部分抑郁病人转变为躁狂的事实不能从精神动力学方面得到解释。
弗洛伊德在《悲伤和忧郁》一文中也论述了躁狂的问题，尽管不很情愿。他的结论是：如果忧郁是对客体丧失的反应，那么躁狂就是自我从最初的丧失中恢复的结果。当曾经灌注到客体上、但在客体丧失之后又回撤到自我的精神能量可用来寻找新的客体时躁狂相就出现了。弗洛伊德注意到支持这种说法的临床证据就是躁狂的典型特征之一，即狂热地寻找新的客体。然而，当我们读这些段落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即弗洛伊德感到自己有责任提供这样一种解释，但他对自己的阐述并不热情，也对这些试图用精神动力学术语去理解躁狂的尝试不热情。
后来的理论家，著名的有Lewin 和 Rado ，将躁狂定义为在抑郁期被压抑的施虐性的表达。他们认为正常心理发育的严重的病理性偏离导致了极性相反的表达（如抑郁和躁狂），这是由于不能将爱和恨的分裂体验整合到对客体的成熟的力比多。虽然也有相同的观点，Melanie Klein 认为躁狂本身不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是代表了一种由抑郁状态所激发的极端的；但她没有对为什么躁狂只存在于一部分抑郁病人而不存在于其余的病人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在考虑对12个躁狂-抑郁病人进行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性后，Cohen 和精神分析小组的同事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精神分析学家的努力或许主要集中在定义躁狂上。已证实所有的病人有一个核心的家庭动力学模式：母亲倾向于贬低他人，父亲被认为是个失败者，是被母亲公开嘲讽的对象。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到他们在社区里是局外人，后来发展为躁狂-抑郁的儿童常拥有一些特殊的天赋或成就，他们的父母会以此来赢得别人的认可。尽管在每个病例中病人在家中都处于特殊的位置，而他或她的自尊却特别脆弱，这是因为它只依赖于外部的认可而不依赖于一种被整合的、内部调控的、稳定的身份认同感。在躁狂和抑郁发作期间，病人可看起来是正常的，但实际上，象他的父母一样，他只知道要去做些什么却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做。病人看起来工作很努力，很乐于助人，但他的行为只是一种反向形成，后者是针对他强烈而持久的不安全感和依赖感以及对爱和被认可的过分需求。
Cohen 与同事的研究也提出了另一个主题，这一主题成形于有关躁狂-抑郁疾病的精神分析的文献，它与治疗病人时遇到的困难有关而与疾病的精神动力学无关。许多精神分析学者与Cohen 小组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躁狂-抑郁病人发作间期的特征主要是嫉妒、剥削、自我中心和不能。
似乎使Cohen 和他的同事们很难和这些病人建立起治疗关系。在临床上，有许多精神分析师不能将自恋和轻躁狂区分开来，这会阻碍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
最终，或许是对逐渐增多的生物学和遗传学资料以及有效的药物治疗作出的反应，精神分析学者对将躁狂作为心理学研究的重点丧失了兴趣，而更多的去研究抑郁。
抑郁症的精神分析概念的标准
重点在现象学和诊断分类的临床描述性精神病学与重点在内心的体验和潜意识意义的精神分析模式，从某点上出现了分歧。毫无疑问，在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者们将抑郁症这一术语扩展到了包括短暂的抑郁情感体验和忧郁症状。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精神分析模式认为抑郁的情感和抑郁的症状共有一些基本的动力学形式，但是这一术语的扩展也存有问题，原因是临床精神病学已对情感和症状做了重要的区分，情感障碍的病因和治疗可根据这种区分加以预测。特别是DSM-Ⅳ（美国精神病协会，1994）不仅区分了双相和单相障碍（后者包括心境恶劣障碍），而且详细描述了疾病的最近一次发作，特别是紧张特征、忧郁特征、非典型特征和产后发作。
关于忧郁，重新考虑作为弗洛伊德理论和结论基础的临床资料是很有帮助的。有些观察发现，悲伤和忧郁从现象上看是相似的，但是悲伤不包含自责，而自责在忧郁患者中却很突出。这些观察资料已经受到质疑。最近居丧反应的研究强调在抑郁症中普遍存在的许多症状如自杀的想法和无望感、无价值感在悲伤中却不常见；事实上，正如悲伤和忧郁在许多重要方面相似一样，它们也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不同之处。而且，弗洛伊德认为抑郁病人自责是由于他失去客体的愤怒后来转向了自己的缘故，他的这一结论很难从临床资料中得到支持。
这些临床发现很自然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有必要将“丧失”作为一种可靠的、甚至是经常的导致抑郁发作的促发因素。尽管在抑郁发作之后回顾发作前的情况时，可能会确定一种丧失（特别是丧失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广泛的外部和内心的体验），这并不能在丧失和抑郁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例如：即使一个人在抑郁发作之前确定了一种有意义的丧失，同样的病人先前可能体验过无数次这样的丧失却没有发展成抑郁。尽管这或许简单地说明了丧失的时机对于促发抑郁可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但丧失和忧郁的关系如果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复杂的而且经常不易通过直觉作出判断。
总结
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抑郁有如下特征：被丧失所促发、反映了转向自己的攻击性、是对自恋性伤害的反应等，它还对抑郁进行了临床描述，这些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抑郁病人的幻想和内心体验，所有这些使得精神分析理论对忧郁这一主题所做的贡献堪称一笔不朽的遗产。然而，总体来讲，目前在临床上对罹患抑郁的病人的治疗中，精神分析的理论和精神分析的治疗都没有起到主要作用。对这些病人来说，抗抑郁药物治疗和电休克治疗是有效的治疗措施，在轻度的、非忧郁性抑郁病人，认知、人际关系、和精神动力性心理治疗也会产生确实的疗效。
然而，尽管精神分析的视角对于忧郁的症状或许没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当一个人努力去理解短暂性抑郁情感状态的机制和创伤经历产生的这些情感状态、自尊的维护以及愤怒之间的关系时，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治疗可能会很重要，即使不是关键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或许对于非典型抑郁和恶劣心境的诊断范畴也是重要的，这种病人存在持续性的抑郁情感，但不符合单次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在这些病人中，抑郁心境相当的持久或可有持续几天到几周的心境正常间歇期。除了抑郁心境外，这些病人还会有一种慢性的疲乏感、愉快感减少、长期的不胜任感和自尊下降，在忧郁病人中突出存在的植物神经的症状（vegetative signs）却经常是缺如的。多年来，这些病人一度被诊断为性格性抑郁、抑郁性神经症，现在诊断为心境恶劣障碍。不管何种诊断，抑郁的情感都会渗透到病人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对其客体关系、事业、抚养孩子和自我感（sense of self）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论慢性抑郁情感的病因是什么，分析师和病人都会逐渐认识到抑郁的心境可以被解释为幻想、冲突、驱力和移情的结果。对这些病人来说，抑郁情感是他们主诉的基本部分。
另外，从情感对心理发育的影响来看，抑郁情感的来源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类似地，诸如缺少一个肢体这样严重的躯体畸形很明显不是心理源性的，却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有着严重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因此，忧郁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与性格结构或防御没有明确的关系并对躯体治疗有效，而慢性抑郁状态与之不同，后者是性格结构、自我感和客体联系的核心部分。当治疗恶劣心境的病人时，我们必须理解抑郁情感的动力学含义。对恶劣心境病人的疗效研究显示出抗抑郁剂通常很有效但本身却是不够的，这一点不足为奇。如果精神分析的理论和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被应用于合适的抑郁病人，那么它们仍然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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